检察院也可据此向法院提出改变定性的抗诉。
{6}132由于人权具有普遍性，因此建构于其上的基本权利也应当具有通约性——基本权利不应当因为国别差异而存在根本差别。而不同类型的权利相互之间也存在价值排序的问题，这种权利类型外部的排序须在内部排序之前完成。
基本权利之所以基本，一方面从自然法角度来看是它人之所以为人所应享有的基础性权利。{11} [美] Paul Brest，The Misconceived Quest for the Original Understanding，60 B.U.L．REV．204 (1980)。发展成熟的权利列入宪法的可能性比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权利列入宪法的可能性要大。非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应当遵循最大限度保护原则和及时性原则，宪法解释和宪法修改是非基本权利宪法保护的可行途径。对非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而言，宪法修改表明非基本权利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已经从非基本权利发展到基本权利的阶段，因此宪法修改实际意味着对该类权利的基本权利地位的确认，这种确认对于人类的权利的发展与进化具有重大意义。
实定法上之所以作出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之分，这并非是权利本身存在高低贵贱之分，而是因为由于宪法对权利的列举在方法上无法穷尽，因此只能在所有的候选权利中进行取舍，这种取舍是立宪技术上的要求，而并非权利本身存在价值上的根本差异。宪法是对权利的一种法律上的确认，这种确认对权利的保护是有必要的，它使权利保护的对象更加明确，也使权利保护的手段和方式更加具体化。﹝49﹞ 这正是当前德国对违反宪法核的法律效果的认识，即国家权力的行使侵犯到宪法核部分，如果依正常的法秩序无法加以制止时，人民可以依任何抵抗权的行使方式去排除此项侵害行为。
诚然，宪法是可以修改的，但这并不等于说，议会可以随时废除作为宪法实质的根本的政治决断，并用其他政治决断来取而代之。国会不能通过三分之二多数的决议案将德意志民国变成一个专制的君主国或苏维埃共和国。很多人容易将融贯性与一致性相混淆。尽管一些高度一般化的宪法条款排除了一些解释，宪法语言经常支持或承载多种解读。
虽然原本每个法官都有其个人的信念，但他身为法官不得不尊重体制，而非优先贯彻己见。来自先例的论证通过将现在的问题与过去的问题作模拟，避免宪法成为一个虚拟的世界（如果它过多地依赖制宪者如何处理问题的话），相反，来自先例的论证将法律想象限制在合理的范围。
第一，符合道德和政治的论证经常被认为是正确的。对此，德沃金用前诠释阶段、诠释阶段和后诠释阶段来表示。﹝24﹞由此可见，德沃金的融贯性解释理论就是要求法官对法律的解释必须与体制中（反映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的）的价值观念相一致，从而避免法官将个人的价值观输入到法律解释中。﹝34﹞五、如何构建中国宪法解释的融贯性？法农教授的融贯性宪法解释理论旨在解决美国宪法学中多种宪法理论并行、竞争的问题。
我想这可以比喻新民主主义，既然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中国宪法学也出现了解释方法多元主义的特征，要保持宪法解释的融贯性，就需要寻找中国宪法的宪法核。在这个基础上，司法过程中基于原则的论证，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努力在法律体系内保持价值上的融贯。参见陈起行：《Dworkin法理学、融贯与法资讯系统》，《政大法学评论》第65期，第1-85页。
就笔者看来，宪法解释的融贯性就是要让宪法解释的结果符合宪法核。该主张认为，法官不应受任何宪法规则或者宪法理论的限制，无论何种方式，只要能产生最好的结果就行。
（2）当今法官个人的价值信念。就法农教授看来，解释的融贯性是指不同的解释方法最后都指向同一个结论。
法释义学使法成为逐步变化的，虽然每个部分都可能改变，但不是所有的部分同时改变。（7）它满足了观察的要求，意味着它必须包含一套高度依赖许多合理的自发性信念，包括内省性的信念。﹝5﹞ 前引﹝2﹞，Peczenik，p.124.﹝6﹞ 这种信念（conviction）在罗尔斯那里，不是个人出于私利考虑或一时冲动、轻率的武断，而是每个人在心境平静、有良知的情况下，对自己的人生反省下的产物。在前诠释阶段，法官根据实践确定作为暂时的固定点的规则和标准，在这一阶段，暂时固定点的确认受法官前理解的制约，法官的前理解蕴含着对过去体制中的价值观的承继其五，如何正确处理服务型政府与有限政府、法治政府的关系（一）执政党如何依法执政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执政党依法执政的问题。其三，公权力如何既相互合作又相互制约。
为探讨法治与服务型政府的关系，笔者曾撰写过一篇专论，提出了若干关于二者关系的相关观点。不过，有人更强调激情，认为激情应优于理性，有人则更强调理性，认为理性应优于激情。
而人民代表大会则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硬法规范只是软法规范‘汪洋大海中的几座‘孤岛。
而且，在坚持法治、推进法治的实践中，应坚持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结合，既追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又追求良法之治。、[23] 本杰明．内森．卡多佐著，刘培峰等译：《法律的生长》，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法学方法论》的作者卡尔．拉伦茨指出，在立法准备工作上，法学有三方面的任务：其一，将待决之务当作法律问题清楚地显现出来，并且指出因此将产生的牵连情事。（四）法治对策研究应如何处理激情与理性的关系？关于学者在科学研究中应如何处理激情与理性的关系，人们一般认为应二者兼备：激情与理性缺一不可。[18]笔者基本同意，但不完全同意上述学者的观点。[8]从上述宪法的规定看，我国人民对政府的监督，是通过间接监督（人民产生人大，监督人大，人大再产生政府，监督政府）和直接监督两种途径实现的。
[5]就目前我们所处发展阶段而言，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宪政和民主政治的基本架构正在形成，法律的框架体系已经确立。例如，2009年我们北大五教授就《拆迁条例》违宪向全国人大上书，[27]请求国务院对《拆迁条例》废旧立新，此种对策研究成果一方面源于理性，但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激情，是因当时多起自焚悲剧事件激起了我们五教授的激情。
不再是理智反对感情，或者理性反对激情，而是整体的人在思考和感受。关于服务与规制的关系，笔者认为，从理念和本质上讲，规制是手段，服务是目的，但从公共物品提供的方式上讲，规制与服务都是政府的职能。
由于许多人都认为公法深深植根于它所存在于其中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背景，这样一种路径至少可以确保我们对公法性质的探求牢牢地扎根于各个时代的现实性之中。自然科学只解决 2＋2是否等于4 和地球是围绕太阳旋转还是太阳围绕地球旋转的问题，至于2＋2是否应该等于4，等于4好不好，地球是否应该围绕太阳转，是不是说太阳围绕地球旋转在策略上对维护某种利益或秩序更有利，这不是科学家而是政治家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
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2]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这样，一系列的这方面的对策研究课题就摆在我们面前：如何既坚持执政党的领导，又防止执政党腐败。关于服务与法治的关系，笔者认为，服务相对于法治来说，服务是法治的必然要求。
因此，科学在解决了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后，还应该研究一下应该是什么和应该有什么样的制度的问题。[25] 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页。
法治应用研究的课题包括法治模式的设计、法治道路的选择、法治制度和机制的构建、具体立法、执法、司法体制的架构和对法治运作过程中各种实际问题可能解决方案的探寻，而狭义的法治对策研究仅指根据已确定的法治目标，针对人们在实现相应法治目标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实际问题，分析和探讨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研究和探寻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方法。[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条。
[12]这意味着，我国行政管理模式将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没有激情，研究就难以深入，难有创新。